我们总是在争论，货币是要紧还是要松。实际上，以上问题的关键是货币调控是否还要继续担纲调控的主角。货币政策从一个“频繁操作、多做多错”的状态过渡到逐步淡出宏调的中心，由价格改革担纲、辅以财政政策配合，这恐怕才应该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中国经济为什么通胀？因为信贷和投资规模需求太旺。需求为什么旺，看上去似乎是货币过多，但那不过只是个现象。过旺的本质是投资的利润高得不正常，货币都是趋利的，高利润必然激励着货币信用的创造。那么回过头来问，为什么在中国投资的微观利润那么高？这或许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本质所在。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所以，在理论上政府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于是我们就看到，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我们却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和超低的税收优惠。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样一个经济体一下子被整体抛向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所引发全球资本、要素乃至产业链的移动注定是空前的，这正是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

  　体制中最本质的问题不解决，货币信贷政策不会有什么用。可以想见的是，体制下信贷紧缩的结果必然伴随着更为扭曲的资源配置。金融必然要与权力相结合，金融资源必然要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不要过多责怪我们的银行，他们也是经济人，股东利益最大化要求只会驱动着它们将紧缩的总量尽可能地往资金最安全、盈利最有保障的部门送。

　　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搞宏观调控，货币、信贷、汇率政策使了个遍。最后回过头来看，调控的核心还在于政府活动的经济领域。如何调控政府活动的经济领域？货币、信贷、汇率这些市场化的工具注定是效用有限的，价格可能是当今唯一可行的手段。

　　价格改革不仅仅是涨价，本质是让政府从能够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事实上，放开价格管制实质上是最有效、最精确的需求管理，只有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才会迫使那些严重消耗资源的企业关门停产或转型，迫使企业节能减耗，迫使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一句话，才能真正把那些长期靠政府背景、在各种要素上获得各种好处的企业从资源配置的市场中挤出去，好的企业才能从政府的资源指挥棒下彻底解放出来，才能获得雨露和阳光得以成长。不要过分担心信贷和投资，价格放开了，企业投资的方向就理顺了，投资的利润正常化了，信贷和投资的需求自然也就下来了。

　　当然价格放开，短期内会对CPI和PPI构成一定的压力，资源超额需求的企业会被清洗，但是当下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消化这种短期冲击。

　　首先，价格放开的冲击对就业影响未必有想象的大。放开价格管制，剑指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冲击不大，只要我们在出口退税和汇率政策灵活把握，加以扶持，便能够应对这一问题。

　　更重要的是，政府累积的庞大的财政盈余必须为熨平经济波动和经济转型发挥作用。加大教育、医疗、廉租房等民生投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减低个税（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补贴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胀的能力；增值税转型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补贴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产业升级转型。

　　总的看来，价格改革是用短期的价格上涨，来换取一个均衡的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结构，来解除长期通胀的压力，这是非常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