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宏观经济遇到困难时，更应继续深化改革，更多利用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既有利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也有利于建立起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政府要做的，不是去更多管制资源和价格，而是实行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当前，重点应是大幅度削减增值税和所得税，推进利率进一步市场化。

　　今年经济形势可谓变幻莫测，总趋势不容乐观。消费者明显感到生活费用上涨的压力，企业面对成本不断上涨压力，资本市场也经历着持续的下跌，连宏观调控部门也说调控经济运行比以往更困难了，这种情况还从未出现过。

　　宏观调控之难，首先在于预测未来宏观走势愈发困难。比如，年初还认为2008年的经济极有可能过热，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两防”，哪知下半年伊始，宏观经济增速却呈下降态势，CPI也逐月回落，于是，宏观调控的目标转而变为保经济增长和控制价格上涨。

　　出乎意料的还有，国际原油价格由不断飙升到急转直下，多年的出口猛增突然转为众多企业出口困难甚至倒闭；次贷危机以来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是跌跌不休的美元何时企稳，突然间美元重拾升势，人民币的升值步伐陡然放慢；沪深两市持续下跌，任何刺激都不奏效；仅仅在一个月前，管理部门还在忧虑热钱流入规模过大，阻止热钱流入还是工作的核心，而现在对热钱规模究竟有多大的争论还未有定论，一切都就反过来了，随着人民币升值趋势的逆转，管理部门转而担心热钱撤出太快，而且有人说，正是热钱大规模撤退才导致了股市的下跌……

　　宏观经济调控的前提，是对未来有比较准确的预期，而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比预期未来更困难的事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不但取决于国内因素，也依赖于国际因素，预测未来的难度比封闭状态困难得多，单是信息的收集，就是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

　　宏观调控除了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外，还大量使用行政手段，如对价格的控制以及对企业的管制等。这是宏观调控困难的第二个也是制度性的原因。宏观调控不但要更正市场的问题，还要通过行政手段调节不同阶层的利益。在封闭条件下，宏观调控相对容易，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行政调控就要面对市场化的外部市场，又要面对存在管制的国内市场，就有些有力不从心了。

　　成品油价格调整，就凸显了宏观调控面临的这两个难题。在油价市场化下，政府要做的，是调整石油战略储备，而在油价管制下，政府还要规定、调节国内成品油价格。要调节成品油价格，不但要对国际原油价格走势有一个大致正确的估计，还要考虑价格调整所引发的利益格局的变化。但是，油价既与石油供求相关，又涉及地缘政治和投机因素，预测何其难，所以，国内油价的调整总是滞后，国内成品油定价一直明显低于国际水平。

　　低油价的初衷主要是照顾低收入者，但执行效果却恰恰相反，不但不公平，更缺乏效率。因为补贴所需的财政资金，本来有其他更重要的用途，用于补贴成品油是一种浪费。如果油价与国际油价更充分接轨，调控的困难也就消解了大半。

　　在煤价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控制电价，实行低价政策，结果也是用电少的穷人补贴用电多的富人。近年来，如何缓解电荒，解决发电厂的困难，有关部门没少下心思，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找到能让大家都满意的办法。煤电联动被认为是最佳方案，但是真正的联动从来没有实现过。其实，这也是一个市场与行政控制的矛盾。解决之道，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在控制电价的同时，把已经市场化的煤价重新控制起来，煤电之间的矛盾可以得解，但这不是好办法，因为受到控制的煤价和电价，无法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另一个办法，是在放开煤价的现有基础上放开电价。让电价反映所有的生产成本，让全社会承担资源成本上涨的压力，以期达到有效的配置资源。

　　通货膨胀的危害不是膨胀本身而是利益的再分配，放开资源价格，会引起价格短期上涨，但是，却不会出现利益的再分配，同时消除了继续上涨的预期，有利于从根本上抑制通胀。

　　如果还没有让市场发挥作用，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市场化会出现问题，而采取管制措施，宏观调控的目的不但达不到，还可能按下葫芦起了瓢，产生新的麻烦。如果先让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更有效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去调节以保证公平，宏观调控就会变得轻松。

　　市场化，就是利用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解决问题，而行政性管制，利用的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智慧和力量，而且不同调控部门的力量经常形不成合力，比如对股市有影响的部门就有多个，当证券监管部门努力维护股市稳定时，其他部门却出台有“做空”嫌疑的政策，令投资者无所适从。

　　所以，当宏观经济遇到困难时，更应继续深化改革，更多利用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既有利于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也有利于建立起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政府要做的，不是事倍功半地去更多管制资源和价格，而是实行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当前，财政政策重点是减税，特别是大幅度削减增值税和所得税，利用财政盈余补贴困难群体；货币政策则是推进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让所有企业都能享受到同等的金融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