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个月的CPI短暂下行并没有给出未来通胀趋缓的强硬证据，PPI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且被管制的基础品(成品油、电价以及水价)价格正处于“管制不断放松”的过程，而这意味着未来CPI接受的传导是非常显著的。

　　事实上，在治理通胀和改善通胀预期上，可以对过去的行为划分几个阶段：最初是“口头担保”阶段，即拍胸脯保证通胀是会自然回落的，因为通胀仅仅是猪肉的问题；随后是短暂的“温和加息配合强劲的汇率升值”，加息导致融资成本上升使得房贷者、企业以及“廉价货币”的爱好者都感到不满，于是进入第三个治理阶段：“汇率剧烈单线升值”(同时放弃利率工具的使用)，即认为中国的通胀不是廉价货币问题，而是外部输入问题，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消除过多的外贸顺差来解决，但是，这一做法效果并不显著，大宗商品进口价格并没有降低，国内M2的增幅并没有非常显著地回落，同时还产生副作用——大量出口的中小企业感到生存压力。现在这一策略已经发生重大修改，以能源价格正常化取代货币升值。更改的理由是，中国的要素价格低估才是产生外贸顺差过大的最大症结，而不是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但调整要素价格，本身就是一个激化CPI上涨的举动。

　　那么新的通胀治理阶段将会如何？我们推测控制通胀的策略将进入4.0版本时期，即放大财政的作用，采取“财政出资的保值储蓄(GID)”来对付中国的负利率问题，进而改善国民的通胀预期。

　　GID方案其方式是让商业银行向储户提供一种固定期限的通胀保值存款，存款利率同CPI的变化率差值为一个微弱的正数(保证存款跑得过CPI)——显然这是1988年的储蓄保值计划的复活，而这一“保证存款跑得过CPI”的成本将由财政出资。具体的做法是，让财政部发行不同期限的定额通胀保值债券(资讯,行情)，利率挂钩CPI并差值为正，商业银行可吸收不同期限的储蓄并购买对应期限的债券进行“匹配”，实施风险的完全转嫁，若储户提现，则商业银行可卖出债券来支付。GID方案被认为是阻力最小的是因为现在正在热议财政高增长，民间认为税负过重使得呼吁减税声音异常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

　　GID方案的强力推销者是摩根士丹利，它认为最多只需要财政收入的3%，而我们认为这一数字非常低估，中国有19万亿的储蓄，考虑到活期存款、可贷水平等因素以及至少3%的“保值利率同CPI差值”，将有接近3800亿的财政出资额，预计占今年财政收入的5.75%，吃掉了近乎一半的增值税。

　　实际上，中国财政未来花钱地方会特别多。我们认为，振兴内需需要庞大的减税(如调高个税起征点)，这是非常合理的做法；地方财政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土地出让金收益的下降会变得更加力不从心、促使财政和事权不对称矛盾更加突出，而这需要中央财政的“救济”；财政对基建的加大投入将保证未来GDP具有一定的增幅……如果为GID计划投入3800亿，从比较效应的角度看，也许并不明智。

　　尽管坊间认为，政府经济调控的基调已经从“防止经济过热及大范围通胀”向“支持增长和支持稳定”转变，很难指望会采用“单线利率上调法”，而紧货币仅仅是整体的信贷和货币量控制，而不是融资成本和社会总信用的控制。但我们坚持认为，上调利率——无论是对称加息还是不对称加息仍然是克服通胀最直接和成本最适度的做法，上调利率有抑制因素，但也有更长远的积极因素。相反，如果我们贪图财政出资的“免费晚餐”，并继续憎恨外贸顺差，有可能在未来5年内迎接一个财政赤字严重、外贸赤字出现的危险窘境，毕竟所有的大型的金融危机都是在“双赤字”的状态下发生的。